不难发现，前一种看法（人是物质的）完全没有认识到人在哲学上的主体性意义，那是上帝眼中的众生平等，人不过是上帝创造出来并在宗教世界里充满原罪的自然物而已。
此次修订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我国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法制保障。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其中关于器官买卖、强迫劳动、协助组织卖淫等条款的修改都与我国对该议定书的加入有关。
另一个趋势就是加强社会立法和民生立法。司法并非法律实施的唯一途径。2011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利于更好地预防职业病危害，进一步维护广大劳动者和职业病人的合法权益。 二、人权与发展和法治密切联系 人权与发展密不可分。以民生为导向，加强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社会立法是我国立法的新趋势。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人权高级专员皮莱在致词中呼吁继续落实宣言的内容，以早日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目标。这种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实践中却非常实用的软法现在越来越多。于是，凡为政府，即为奉行人民总意之仆。
司法独立，是西方法学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近代最早传入中国的法学观念之一。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2] 使任何犯下罪过的人承受同等程度的痛苦是正当的。[8] 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
该刊于1900年由留日学生戢翼(元丞，1878—1907)(戢翼除了创办《译书汇编》之外，在学术上也有贡献。到60、70年代的丁韪良、傅兰雅，到80年代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
[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第30页，第51页，第69页，第70页。《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不仅有军阀政客的横加干涉，而且有国民党党部大员的背后控制，甚至有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捣乱破坏。
关键词: 西方法学观;近代中国;法律学术史;司法独立 一 法学观，也可以理解为法的世界观，即人们对法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看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暂时中断了西方法学观在中国传播的进程，但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苏联法学观的传播，以及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从20世纪 70年代末起，传播西方法学观的活动在中国再度勃兴。[35] 而在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持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即每个个体的保全都有助于促成整个社会的福利。
[17]王韬：《园文录外编 ?纪英国政治》，陈恒、方银儿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47]1852年日本被美国的军舰打开国门之后，虽然基督教会势力也开始再次进入日本，但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的掌权者与士大夫阶层(当然也包括了一些外国人，但都是法律专家，如保阿索那特等)直接承担起了传播和移植西方法学观的重任，所以，传教士没有能够发挥太大的作用。
这些时论，经王韬整理，于1883年首次出版，取名《园文录外编》，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4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明律目笺一》，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20页。
他们或者帮助中国政府立法，或者在中国从事法律教育，或者在中国著书立说。……是之谓人民主权(popularsovereignty)。 五 与其他东方国家相比，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以前，由于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中国法学家对世界法和法学的发展贡献不多，现在，当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愈来愈引起他国重视之时，中国的法学家应当有一种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用我们的双手，来创建最先进的法律文化包括法学观，以影响其他国家，从而为人类的法制文明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也大声疾呼：就法律言，则共和国家，毕竟平等，一切自由，无上下、贵贱之分，无束缚、驰骤之力。
[24]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王贻梁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
比如，在日本，在引进西方的法学观和法律制度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应否让由法国专家保阿索那特 (G.E.Boissonade de Fontarabie，1825—1910)起草的旧民法生效的争论，其结果是该民法中的家族法中的不符合日本传统的部分观念和规定被否定的事例。[30]《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
梁氏并且指出了三权分立的实质在于确保人民的自由：又孟德斯鸠以为三大权必须分立，不相统摄。在南京订的民国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
[53]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但是，囿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上的闭锁，政治上的封建、专制和集权，以及文化上的纲常礼教的严重束缚，上述西方的法学观念在实践中的实行程度，则并不令人满意，即中国在西方法学观的指导下的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和成长过程，带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矛盾。其中比较重要 的有：白鹏飞著《宪法与宪政》(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吴经熊著《法律哲学研究》 (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欧阳溪著《法学通论》(上、下，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 年)，丘汉平著《法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张知本著《宪法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年)，张映南著《法学通论》(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章渊若著《现代宪政论》(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等。在郑观应的这些作品中，也包含了许多政治法律思想以及西方法学观的 内容。
如果没有这种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比如，我们真正做到了法律是公意的体现，我们的法律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我们在事实上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我们也真正实现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罚必须人道等法的基本原则，等等。
余观欧美大小诸国，无论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国而已矣。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东方国家包括日本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其中，最应称道的有《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国闻报》(1897年10月2 6日创刊)、《湘报》(1898年3月7日)、《中国日报》(1900年1月5日)、《大公报》(190 2年6月17日)等) （二）法学著作和教材 在这方面，贡献甚多者首先是译著，甚至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主要是译著。[46]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在该刊所发的《最新各国政体考》(第1 号)、《法律学小史》(第2号)、《比较国会论》(同上)、《英国庶民院典例》(同上)、《国民权利思想之幼稚为立法之大患》(第3号)、《论公法之本质》(同上)、《论专制国君主与立宪君主权力何如》(第6号)等论文中，也比较多地宣传了法治、宪政等观念。良以性法(自然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他指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意志的记录。如吴经熊的《斯丹木拉之法律哲学及其批评者》(同上)、丘汉平的《现代法律哲学之三大派别》(同上)、郑保华的《法律之社会化》(1930年)、田浩征的《法律目的论》(1931年)、庞德的《英美普通法之精神》(盛森璇译，1932年)、凌其翰编译《狄骥的著作及其学说》(1932年)、刘季涵等编译《奥斯丁法律与主权学说》(1933年)、彭学海的《法律演进之唯物史观》(同上)等。
前者为卢梭氏之所主张，谓‘人生而自由者也，及相约而为国，则牺牲其自由之一部。如胡适在其《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1922年)、《人权与约法》(1929年)、《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同前)、《制宪不如守法》(1933 年)、《论宪法初稿》(1934年)等文章中，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1915年 )、《学理上两院制与一院制之比较》(1916年)、《选举权理论上的根据》(1919年)、《省宪法中的民权问题》(1919年)、《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1925年)等文章中，也对 西方的法学观作了宣传与阐述。
[47]幕府1635年法令：凡乘船出海者均处以死刑。国家之起，见于人民总意之中。
在近代中国传播西方法学观时，以改革派和留学生为主体的传播者，都具有一种良好的愿望。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所以明分局也。